王军涛：这个活动主要是王炳章的家人在王炳章被判十周年的时候发起的一场营救王炳章先生的运动。这个活动本来是先从加拿大发起的，随后全球的民运组织都有响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在纽约负责响应，在当天组织了活动，后来活动开展后，王炳章先生的家人希望能把王先生救出来。因为，最近一次探视，他表明不仅中风，患有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且他的心理也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极限。在探视时他嚎啕大哭，这些症状都让人们很担心的身心健康。
王军涛："王炳章的亲人来纽约后，向我们做了介绍，正好当时，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需要在九月十五日---国际民主日做一个活动，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人对国际民主日了解比较少，需要做这样一个活动，本来想找这样一个活动内容来推动它，这样，就想两件事结合起来，在国际民主日展开一个要求释放王炳章先生的会议，在这之前，做一个活动，叫"七天七夜与王炳章同囚"陪王炳章先生坐牢的活动。"
"活动当时我们选了三个地址，一个是（纽约）联合国广场、（中国）总领馆，还有时代广场，后来考虑到主要是对人民说话，在时代广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很多，特别是美国各地的人很多，人流量比较大，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军涛：我在听到王炳章先生的身体情况后，非常难过，有两点原因让我感到有义务要参加：
第一点是王炳章先生在见面活动中对家人的呼喊，这种不满和不稳，其实不只是对家人而且是对每一个人。王炳章先生是为中国民主运动受到迫害，而坐牢，被判无期徒刑，判刑时间最长的。尽管在许多方面，他对民主运动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共产党（对他）的迫害，是因为他和民运组织有共同的理念，以及在一些方面他作出的卓越的探索性工作。当他（王炳章）对家人表示不满的时候，也是对社会发出一些不满的声音，当一个人经过这样的奋斗，受到如此的迫害。在十多年间，民运人士的呼吁不够、营救工作不够，是这个时代的耻辱。共产党迫害异议人士是他的本质，是我们（民运人士）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民运人士）不能强有力的反击和呼吁，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失职、我们的耻辱。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从我们做起。
第二点是在1989年，我本人被判处了13年有期徒刑，但是，我在监狱只待了四年半就获得了释放，而且在获得释放前，我的境遇就获得了很大改善，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其中王炳章先生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多方奔走营救，使我早日获释、获释前境况得以改善。所以现在，王炳章入狱，我在外面有责任和义务回馈当年王炳章对我的帮助。
法广：您在时代广场参加的活动已经七天乐，原来活动预订七天七夜，那么现在活动是否会继续下去呢？
王军涛：对，我是把自己关在牢笼里头，七天里头，在这里吃、这里睡，除了去上厕所，因为上厕所在这里（时代广场）是违法的。我在做这个活动之前并没有去通知我的朋友，在做了几天之后，这个活动初步地达成了某些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各界朋友都希望，如果我继续做这项工作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真地去帮助王炳章先生脱困。在经过商量之后，在我个人坐满七天之后，由其他人士轮流地、接力性地继续做这件工作。
而且这件事确实有了反响。就在刚才还有一对大陆小夫妻在这摄影留念。据他们说，国内百度已经把这块（囚笼）列为时代广场最大的违章建筑加以介绍，所以他们来这里看看也牛气一把。
另外各国媒体也开始关注这次活动。如路透社、土耳其的媒体，现在美国媒体，也开始报道采访。
在完成了七天七夜的同囚活动后，现在已经由其他人开始接力进入囚笼。而且按照我们计划，在未来七天，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作出反应的 话，我们会继续我们的工作，但假如还不反应的话，可能另外一批朋友就会举行接力绝食活动。
法广：在已经过去的这七天活动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情况？或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
王军涛：这很难说，因为2008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有些侨团和华侨，在北美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之一---法拉盛地区，在那里曾跟法轮功人员发生冲突。后来，美国披露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操纵的情况，包括驻美大使在对中国政府汇报工作中也提到，这是中国政府非常被动。因为一个国家的使团，在另一个国家，操纵政治活动，这是违背两国外交国际公约的。从这以后，中国政府很小心，现在，我们不大发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迹象可寻。比如，（美国）警察在执勤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离我们的距离比较远，但是有两天，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很近，有经验的警官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他们接到了一些危险的信息，他们近距离实际上是一种威慑，告诉别的力量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另外王军涛还介绍了，在时代广场，进行同囚活动中，与纽约警方和市政府就搭建囚笼是否需要行政许可的细节。
